吉州区樟山镇文石村面临赣江，距市区13公里。古村遍布香樟、竹丛、藤蔓还有广柑树，环境优美。李氏南宋年间开基，尊唐代西平王李晟为始祖。总祠叙伦堂院坊刻“西平第”匾，祠内雕梁画栋，豪华庄重。
村民世世代代以种田为生，十年九涝，日子过得艰难。但也有个便利条件，就是村旁渡口自古是吉安城郊重要的停泊站。村民受商户所托看守货物，讲究信用，成了过往客商的栖息处，客栈酒馆应运而生。也有村民也跟着南来北往的客商外出做生意。
清代中期，有个名叫李彩章的年轻人，不甘守着几亩薄地受穷，存了点钱，在附近村庄做小买卖，积累了资金后跟着同乡到遥远的四川做生意。他经常在一家钱庄外摆摊。钱庄主人是富商，仅湖北宜昌以上就有几十家分店。一两年后，钱庄老板见他忠厚老实，勤快肯干，就让他进店做伙计。李彩章自然感恩不尽，坐店做生意，没有日晒雨淋之苦，没有破财亏本之忧，便更加尽心尽力。老板仅有一独生女儿，索性把李彩章招郎做上门女婿。老丈人去世之后，李彩章把生意做得更加红火。数十年后，他思乡心切，把四川的产业妥善安置后，携许多银圆带妻儿迁回。他还乡后买下宅基地建房，再由儿孙们续建，于1867年建成九栋屋。这座宏大的大庄园，正屋三栋三排，整齐划一；院墙相围，沿东南墙各设书厅6间，佣人住所十余间，膳食堂、库房、臼碾槽房、花园等配套实施齐全，不出院子就可无忧无虑地生活。还在道光二十五年兴建彩章公祠，与院内相通，形成庞大的建筑群。
文石村李氏跟该村同宗，开基祖属叔伯兄弟间分支繁衍，于是有更多共同话题。李志丹是村里的文化人，还在乡政府做过好多年文书，对村史较为熟悉，他就是李彩章的后裔。村庄在赣江岸边，一涨洪水就被淹。近十几二十年间，村民在村后山冈上陆续建房，逐渐迁到新居住，老村没剩下几户住了。九栋屋的原住民也基本迁走，李志丹在新村也有房子，但他还是经常住在老屋里。他说，祖辈的财产总得有人看护。
李志丹告诉了一件有些不可思议的往事。
他说，家族在百年前，除了在外经商的，都是统一在祠堂里一起吃饭，男女老少几代人同餐，习称“大家饭”，更通俗的说法就是“大锅饭”。吃了多久呢？没文字记载，口口相传是大约从清代末年到一九二几年。李志丹说，父亲是辛亥革命后几年出生的，他讲过七八岁时还在大祠堂里吃过大家饭呢。村里一直流传说，为了讲排场和面子，当年太太和小姐们穿着绣花鞋到祠堂吃饭，遇到下雨下雪，都是坐花轿去。其实住宅与祠堂有巷道相通，最偏远的也只离百多米。
一个家族几代人共餐这么久而不散，是怎样维持的呢？
李志丹说，这当然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但钱不是大问题。彩章公44岁因故身亡，他有2子5孙。长子全仁公聪明能干，将祖业继承光大。他创办了义兴商号，实行股份合作制。全族李氏按人头不论资金多寡都可入股。生意不断扩大，涉及土特产品、旅馆、钱庄等多个领域，在长江沿岸多个港口城市开设了分号，赚了很多钱。每年春节，都要请镖局押回白银，给每个入股者分红。据说最多的一年押了19车银圆。全仁公年纪大了，由大儿子之信公任大掌柜。他是第三代，更善于经营，是义兴号的全盛时期，到了第四代收入也还不错。因族中青壮年大多在外面经商，家里多为“留守妇女儿童”。田地请长工耕种，家务也要请佣人，都要吃饭。于是就干脆把各家集中起来一起办伙食。以鼓声为号，全家都来吃，开始是每餐几桌，发展到十几桌人。如果觉得在大祠堂里吃得不合意，还可以在自家“开小灶”，经费自理。不过太太小姐们不用自己动手，有专门的厨师打理。“吃大锅饭”的钱按人口在年度红利里平摊，过年时结算，佣人的工薪在总账里开支。
这么长的时间，涉及到男女老少几代人天天吃饭的大事，如何维持下去？在管理上自然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在此不表。还有个重要因素，是强化对家族成员的言行规范和教化。许多宗族会制定族规，但都是记载在族谱上，主要是起引导作用，实施的不太多。可文石村在清代同治六年(1867)制定的族规，却刻在木匾上，悬挂在宗祠里。内容虽有封建宗法制度的糟粕，但更多的是对族人思想道德的约束和行为的规范，如孝行、尊长、善举、好学、勤俭等，还对妯娌、婆媳、叔伯等之间的和睦相处，提出了具体要求。更难见的是，对违犯族规的行为作了明确的惩处规定，一条条很具体，怎么执行都有条规。这是能多年持续“吃大锅饭”的重要原因。可否为如今农村基层社会的管理提供借鉴呢？值得探索思考。(李梦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