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有记忆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城市中的每一处遗址都是一部史书、一卷档案，记录着一座城市的沧桑岁月，绵延着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从而使这座城市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和文化的光彩。
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呈现在我们面前。面对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发现，我们不禁思考：南昌最早是什么样？
江西史前文明从安义开始
家住安义县的胡贤钢是个考古迷。1988年9月，19岁的胡贤钢在安义县城北1.5公里的彰灵岗闲逛。偶然间，一块形状奇怪的石头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件手斧状石器，我认真与《古人类论文集》一书的手绘图片进行比较，二者几乎一模一样。”几经对比，可能捡到了旧石器时代文物的想法，让他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同年12月，胡贤钢便远赴北京寻访专家。几经辗转，胡贤钢来到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遇到了研究员李超荣。经过鉴定，李超荣基本认定胡贤钢带去的石器来自5万年前。这件石器很快交到了我国旧石器考古泰斗贾兰坡手中。时年80岁高龄的贾老认为，如果能现场调查确认，就可以填补江西旧石器文化发现的空白。
1989年5月，胡贤钢和李超荣与现任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的徐长青一起来到安义县，对潦河流域彰灵岗、凤凰山、台山上徐村3个属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活动点进行了为期1个多月的考古调查，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遗物数十件，其中就有石斧。李超荣说，那次发现，是旧石器文化在江西的首次发现，填补了我国已知旧石器在省区分布上的一个空白，为我国旧石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把人类在江西地区活动的历史从距今八九千年往前推进至5万年。
26年过去了。2015年3月27日，胡贤钢再次在安义县黄洲镇的一处山坡上找到了8件大型旧石器时代文物，包括尖状器、砍砸器等。他将文物的照片传给了李超荣与徐长青，引起了两位专家的高度关注。2015年5月7日，两位专家带领考古队来到安义，对潦河流域的史前文明线索进行调查。专家及工作人员在黄洲镇茅店舒家垄水库附近，找到一块红得发亮的丘土，即现在的野鸡垅遗址，也是旧石器早期遗址。这种植被稀疏、沟壑纵横的“红色荒丘”景观被专家称为“旷野遗址”。之后，他们又在周边找到了手斧、刮削器、石刀等旧石器时代文物，在黄洲镇茅店舒家垄找到了硅质岩的砍砸器和石英质地的石球，其地质时代属于中更新世，距今约50万年，这也意味着，在50万年前，就有人类在南昌地区活动。李超荣表示：“潦河流域是探索江西史前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可以这么讲，江西最早的古人类出现在安义，江西的史前文明从安义开始。”
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已会人工栽培水稻
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南昌，人类活动更加频繁，人口增加，生产得到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安义县、青云谱区、进贤县、南昌县、高新区、新建区等地都先后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些遗址，就是古代的原始居民点，遗址中发现的石磷、石斧、石箭头等生产及渔猎工具可以证明，在5000多年前，居住在南昌的原始先民就已经学会了人工栽培水稻，还懂得利用周边湖泊丰富的水资源，用渔网捕捉鱼虾。
近日，因南昌航空城瑶湖机场建设需要，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南昌市博物馆对位于南昌高新区麻丘镇的吕蒙岗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与整理，揭露出新石器晚期半地穴式房址，为赣鄱地区首次发现，也是南昌地区首次正式发掘的史前聚落遗址。
吕蒙岗遗址位于南昌市高新区麻丘镇广安村委孙家自然村东南约800米处一块台地上，于上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中发现，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考古队员在遗址南部发现了新石器晚期墓葬群、半地穴式房址、灰坑等遗迹，并出土了大量陶器与石器。陶器多为生活用具，其特点大多为红陶，并施有一层黑色的陶衣。石器多为生产工具，切割规整，磨制精细光滑。特别是石钺与石刀，器形硕大，器体很薄，并有对穿孔，最具特色。考古领队李育远告诉记者，吕蒙岗遗址揭露出的墓葬群有13座，这是抚河流域下游首次发掘的新石器晚期墓葬。这些墓葬皆为土坑竖穴墓，集中分布，说明当时的聚落对墓地有整体规划，反映了聚落内部的社群组织结构。出土器物具有赣中地区樊城堆下层文化、筑卫城下层文化、郑家凹墓地文化、安徽潜山薛家岗文化等多种文化特征。遗址出土的大量可复原的陶器与石器标本，是建立这一区域谱系文化的珍贵资料补充。
秦简或让南昌建城史前溯至秦代
城市的产生，在西方，最早可以上溯至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古巴比伦城；在中国，可以上溯至夏王朝的古都。南昌当时的居民有“三苗”之称，即后来的古越族。梁启超研究认为，“三苗”的苗就是蛮。随着1989年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以及随后在南昌地区发现的齐城冈遗址、台山咀遗址、斗门山遗址、寨子峡遗址、赤家垅遗址等众多商周时代遗址，证明在3000多年前，现今的青山湖区、青云谱区、新建区、经开区、高新区、安义县、进贤县就已经有居民生活。春秋战国时期，南昌地域先后为吴、越、楚势力范围。战国时期，南昌先民已掌握熔铁、铸铁技术等先进工艺。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开始有了全国性的城镇体系。秦代南昌地属九江郡。秦代广修驰道，南征北越时，修筑从咸阳经南昌直达岭南的驰道，沟通中国南北的联系。 湖南龙山出土的里耶秦简中，编号为8-1164的竹简上出现“南昌”二字。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有关“南昌”确切名称的考古实物资料，比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内刻有“南昌”二字的青铜豆形灯早了100多年。
汉代灌婴筑城一直是被广泛认可的南昌城起源。但原南昌市社科院社会科学专家组组长、著名文化学者邵百鸣却提出，简牍上出现的“南昌”二字，或许使南昌的建城历史变得更早。在陈伟先生主编的《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中指出，“南昌，疑是地名。”历史学者黄浩波研究认为，虽然写有“南昌”二字的8—1164号竹简上下两端略有残断，但根据简文独特的书写方式，仍然可以判断其形制为“检”。检上写有地名及官署名称者，表明文书发往某地或者发往某官署。他认为里耶秦简所见“南昌”应是《汉书·地理志》所记豫章郡南昌。 据邵百鸣考证，除“南昌”简，不少史书也记载南昌之名始于秦代。如范涞《明万历南昌府志》，是目前所存最早由官方刊印的南昌地方志，也是目前所见最早记载南昌之名始于秦代的史书。其《卷二·州县沿革概述》载：“南昌县，自秦汉置郡县以来，已定厥名，在秦为九江郡，汉属豫章郡。”
两汉时期南昌一直为豫章郡治
关于南昌这座城市的由来，人们一般认为是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灌婴筑城算起。班固《汉书地理志》所载：“豫章郡，高帝置。莽曰九江。属扬州。户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二，口三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五。县十八：南昌，莽曰宜善。” 郦道元《水经注》也有记载：“汉高祖六年，始命灌婴定豫章置南昌县。以为豫章郡治，此即灌婴所筑也。”因此，史家大多认定南昌县和豫章郡同时为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所立。从西汉至三国归晋，前后历500余年，南昌一直为豫章郡治。
汉代的南昌已经开始较为广泛地使用铁器，这在南昌等地的汉代古墓发掘中得到了印证。有考古资料显示，汉墓中发掘出的农具有斧、锄、锸、铲、锤等，这些农具品种和数量都很多。不仅如此，在南昌南郊的东汉墓葬中就曾出土粳稻和籼稻的标本，当时农业经济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繁荣的农业经济得益于发达的水利建设。当时，豫章地区水网密布。豫章城西北，即今天的南昌市主城区有个较大的湖泊，名为太湖（即现在的东湖）。太湖绵延十里，南缘回折，与城西南的南塘连接至赣江，时常因为赣江水暴涨而引发水患。东汉和帝时期，豫章太守张躬见此情形，下定决心大兴水利，“筑塘以通南路”。这是最早疏浚开发东湖的一项水利工程。
当时的水路交通运输也非常发达。据史料记载，自豫章建城以来，赣江水道行船如梭，日夜繁忙。位于郡城西南滨江的南浦亭就是当时的重要码头，豫章城内的物资就是通过这个码头进行运输。
而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现，让我们对南昌在汉代时的地理范围和社会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尤其是出土文物中，一盏刻有汉隶“南昌”二字的青铜豆型灯成为与“南昌”有关的珍贵实物资料。这件青铜豆型灯的发现，让考古界对这位如今“红得发紫”的海昏侯与南昌的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猜想。
汉代实行郡、国并行制度，以郡县制为主。如果一个县的某一块地方赐给某一位侯作为封地，那么，这个县就成为侯国。侯不影响封地的行政管理，只从封地取得收入。在汉代，江西隶属于豫章郡的有海昏侯国和安平侯国。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汉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豫章郡下辖的18县中，就有海昏县。海昏县位于今天的武宁、奉新、靖安、安义和永修一带，县治在永修吴城附近。专家考证，因地理变迁，海昏县于公元425年被废除。汉朝第9位皇帝刘贺被废黜帝位后，于公元前63年(元康三年)在海昏县建立了海昏侯国。据《汉书》记载，海昏侯国至少跨越了4代，历经168年历史。海昏县是汉代郡县制度下的地方行政机构，负责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管理。(首席记者 徐蕾 文/图)